身为房地产商人的丈夫被纪委带走调查，其妻多方疏通关系“捞夫”，结果却被骗走1460万元。日前，发生在安徽的一个“捞人骗局”引起热议，类似现象让很多人反思。
分析这起“捞人”案件，骗人者其实没有什么“背景”，只不过利用了当事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把自己装扮成很有来头的样子，忽悠骗钱，最终“捞人”不成，自己也因诈骗被判刑。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近5年该院办理的十几起“捞人”诈骗案，一半以上的诈骗分子未办理任何请托事项，其余的也仅是侧面打听。
想要“捞人”，结果陷入了骗局，落得“人财两空”。其实，近年来，不断有“捞人被骗”的荒诞剧上演。比如，刘志军曾授意商人丁书苗“找人活动”，给被调查的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开脱减责，结果被骗走4400万元；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得知自己被查后，立即筹钱托人“活动”，结果被一伙自称能“摆平中纪委”的骗子骗走200万元……
今天看来，这些已成为笑谈，但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却不能“一笑而过”。为什么骗局频出，骗子的手段也破绽不少，还是有人不断往里钻？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方面，从被骗者的心理看，存在花钱能脱罪、有关系好办事等思想误区。另一方面，骗人者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是因为不良现象的怂恿和撑腰。
现实中，犯了事情，通过找关系、花钱“捞人”，不乏“搞定”的例子。如四川刘汉犯罪集团，其多名组织成员曾非法持枪、犯下命案，却能依靠“保护伞”重金“摆平”、花钱“捞人”，横行10余年；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违法减刑，共有24人帮着操作。从百姓感受的身边“小事”来看，因醉驾、斗殴、嫖娼、卖假证等事情“进去”后，也有不少“捞出来”的案例。
这折射出的深层问题是，权力运行有漏洞可钻。比如，司法处置环节中，执法人员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如在打架斗殴这类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办案人员在伤情认定、是否立案等方面存在一定空间。在查处职务犯罪的过程中，量刑的幅度还有待进一步细化，自首、立功、退赃等从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也比较宽泛，等等。这些“弹性空间”，容易被一些执法人员拿来作为寻租筹码，逐渐形成花钱脱罪、花钱轻判等“潜规则”。这无疑损害了法治的公平正义！
管住司法权力，将其关进笼子中，是治理“捞人”的治本之策。从现实症结反思，尤须实现司法权力运行规范化、透明化，加大管理和监督力度，清除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的可能。简言之，依法治权，才能杜绝“捞人”，这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社会法治观念的重要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