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2011年1月，某市城管局副局长刘某与人打麻将输光所带钱款，遂给其亲信、该局业务科科长陈某打电话，要求送去5000元现金。陈某深知以后不可能让刘某还其钱款，于是给其负责的某项目的包工头钟某打电话，明确告知其副局长刘某急需用钱。随后钟某开车前往刘某所在茶楼，与先到一步的陈某碰头。陈某告诉钟某，刘某正在里面接待客人，不方便见他，由陈某本人负责转交。钟某将5000元现金包好后交给陈某离去。陈某随后将钱交给刘某，并告知其为包工头钟某所送。后刘某未将钱还给陈某或钟某。
分歧意见
本案中，陈某在刘某与钟某之间联系、撮合，使刘某接受了钟某所送的5000元现金。其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利用其与刘某、钟某熟知的方便条件，在双方间撮合，代为向刘某送交钱款，从而促成行贿和受贿得以实现，其行为属于介绍贿赂。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在刘某和钟某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牵线搭桥作用，而是由其挑起了钟某的行贿故意，且还代钟某向刘某送去钱款，其行为属于行贿的共犯。
第三种意见认为，陈某在明知刘某索要5000元不可能偿还的前提下，利用包工头钟某需要通过刘某和陈某承接更多工程的心态，向其索要现金赠与刘某，其行为属于受贿的共犯。
评析意见
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甄别介绍贿赂和行贿、受贿行为：
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分析，如果介绍人的目的是与其共同谋利，甚至与其共同预谋，由介绍人从中联系、撮合，代为贿送或代收财物，应认定为共同行贿行为或受贿行为的共犯；而若介绍人的主观故意只是单纯为了撮合行受贿双方交易的达成，并无谋取当前利益或预期利益的目的，则应认定为介绍贿赂。
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判断，如果介绍人提供引诱、劝说、教唆等手段使他人产生行贿或者受贿的主观故意，并积极为其联系撮合，其行为可认定为已超越一般介绍的范畴，属于行贿或受贿行为的帮助犯，构成行贿或受贿；如果行贿人、受贿人本身就有行贿、受贿的故意，而委托介绍人为其寻觅行贿、受贿对象，从中牵线搭桥，使错误行为达成，则介绍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属于介绍贿赂。
从利益谋取角度看，应注意判断介绍人收取利益的来源。首先，介绍贿赂不以行为人是否通过此介绍活动获取利益为界定标准，即使介绍人出于友情等感情因素无偿撮合行贿、受贿行为的达成，只要符合介绍贿赂的构成要件，仍应认定为介绍贿赂行为。其次，在介绍人获得了利益的情况下，应注意区分利益来源。如果介绍人获取的利益来源于其帮助谋取的不正当利益之中，则一般应认定为行贿或受贿行为的共犯；如果获取的利益是通过该居间行为所获得的酬劳，则不影响介绍贿赂行为的成立。
逐一分析三种意见，我们认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介绍贿赂。本案中，刘某并没有通过陈某寻求行贿人的主观故意，是陈某单方面的积极行为促成了钟某的行贿和刘某收受钟某钱款的行为，其作用已超越了介绍贿赂界定的穿针引线作用，不应认定为介绍贿赂行为。
陈某的行为也不属于行贿行为的共犯。陈某确实积极联系钟某向刘某贿送财物，并代为转交，对行贿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具有行贿行为的某些特征，但从主观方面分析，两人不具有相同的行贿故意。钟某之所以向刘某贿送钱款，是为了能讨好陈某和刘某，从而承接到更多的工程项目；而陈某之所以向刘某联系递交钱款，是为了讨好领导。从客观方面分析，行贿钱款全由钟某提供，虽是由陈某代转，但刘某明确知道钱款来源，陈某只是起到联系和转达的作用。
陈某的行为应构成受贿的共犯，其所处的角度应是与刘某利用其职务身份共同向钟某索要钱款，为自己谋取可期待的不正当利益。主观方面，陈某具有向钟某索要5000元现金的主观故意，在将钱递交给刘某时告知了钱款的来源，与刘某形成收受钟某钱款的合意；客观方面，陈某和刘某都是利用可向钟某分配工程任务的职权条件，向钟某索要钱款，侵犯了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四川省成都市纪委案件审理室）
